寒假回家乡过年，走访亲戚朋友之余，常徜徉于乡里，见闻到不平之事，颇有愤激之辞，提笔写下来，不知用处有无。记得鲁迅先生在《而已集》中说过：“文学并不能赶走孙传芳，一炮轰走了孙传芳。”可见写下来于现实还是多么的无力，既然有拼凑文字呈书生意气之好，那就不妨写写。

（一）

大年初一，我跑到村里小店凑热闹，小店被层层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好生纳闷，问知情者，心凉半截，马上转头回家。

大工头竟然回乡豪赌！他做庄家，把白花花的票子堆在跟前与村民“推牌九”（一种赌法）。

工头者，指在外乡承包建筑工程的头头，村里最有胆色先富起来的人。富了不忘乡亲。这些年来“泥腿子”在他乡致了富后大力投资支持家乡建设的事迹于媒体上屡见不鲜，或捐款修公路、建文化楼，或扶助农业、教育业，或帮助家庭困难者，但如此工头者拿钱来跟乡亲赌博，并放言说输个十万百万给父老乡亲算是给他们派红包来支持家乡建设却闻所未闻。要知道此人自从富了起来还不曾为家乡办建设出过一分钱！

鸟样的！不过想想，于现今的现实来说，人家致富有路，财大气粗，怎样高兴就怎样干，关他人何事？不过人有发表意见是权利，我姑且牢骚点。

中国人都有富贵还乡的心理，西楚霸王项羽“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一语是也。回乡可以炫耀炫耀，满足人隐藏着的虚荣心，让昔日瞧不起自己的人自愧，从积极方面来说还能给乡里人树立了个榜样，激发后代有所作为。回乡如何炫耀呢？仕农工商，做官为贵。做了大官回乡，八大人抬轿，鸣锣开道，多威风，就是现在开公家车回村也轰动一时。如今搞市场经济，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做官欲望还未减，暴富了开百万的车子回乡还比不上大官的效应好，反而有不少人“眼红”，说他不知做了什么不要良心的生意捞来的。究其根底，大工头心理不平衡，于是乎豪赌。

此行为，实在影响恶劣。大长了农村的赌博之风，滋长了人们不劳而获的思想，于村的经济发展不利；败坏了乡村的风气，于村的文化建设更不利。身为村里的致富先进分子，没有大局的思想，没有发展的历史眼光，给村里带来的负面影响该多大？你瞧，人家多有钱，多会赌，会赌才会发。人们这样想，勤劳致富的念头打消了，小孩子也跟着深受其害，不用心念书，整天以赌博为乐，家长不多加干涉，赌博之风在下一代更旺盛起来，如何能让农村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呜呼，我无言语了。

（二）

黄村与李村为了些芝麻大的事闹矛盾，李村人多势众，竟然在大年初几时大白天组织本村青年“扫荡”黄村，黄村人口少、势力弱，只好听凭李村人打人、毁物、烧房子，要命的是李村参加打人的青年中有一个本省重点大学在校理工科学生！

在同学家拜年时，我们谈起此事无不唏嘘不已。伯父一听到大学生参加恶斗，气得拍案而起：“这是新时代大学生的行为吗？拉去坐牢！”

闹窝里斗，是我国国民性的致命弱点，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批评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二十一世纪，农村还时有发生宗族斗、村与村之间恶斗，这说明了什么呢？不言而喻。令人发指的是那个大学生，正受着高等教育，劣根性一点也未除去，这是他的悲哀还是我们教育的悲哀？或许他被迫，但据说他也动手打人，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后来他坐了牢。快哉！但我觉得悲哀。黄村正在与李村打官司，结果如何，我无心关注。不禁又想起前年清明节扫墓时，两家人为墓地边界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惨状，死人累倒生人，怪也？不怪！

时下中央重点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经济确实是有了好转，但人的思想意识呢？农村新型文化该如何建设起来呢？从农村出来的我时时在思索。

（三）

众所周知，用水按水表收费，用了多少方就收相应的费用。回家过年的时候，我跑了乡里的村子，了解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乡里按人头收费用，即一家子每人每月至少要用一立方水，用不足的按用足计算，超过的另算。如一家五口，每月按规定要用五方水，若用了三方也按五方收费，就算四人长年在外，一人在家用不完五方水也要交五方的费用，也就是不用水都要交钱。这哪里来的收费标准？自从这个收费标准定了下来后，习惯成了合理，人们习以为常，也有人反抗，那就是用不够规定的量时临近交水费就拧开水龙头让水白白地浪费掉来获得心理平衡，干部们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合理的收费标准谁来做主？

（四）

寒假里，我参观了家乡很多神庙。那些神庙雕龙画凤，富丽堂皇，布局设计独具匠心。在一间香火特别旺盛的庙里，庙祝公告诉我这新庙起码花了七十多万，不过这庙远近都很出名，很多人乐意捐款，老板捐了很多。我眼睛大了。几具木头雕成的菩萨竟然有资格住这么豪华的庙宇？人们富得流油，不知道怎样花钱了吗？看村里的小学教学楼破破烂烂的，也没有人乐意出钱重建。想来也是的，花钱修庙宇，神会保佑自己发财，花在教育上让别人的孩子成材，天下哪有这般便宜的事？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去你的，再穷也不能穷神灵。

寒假里我无心读书，在乡村与城镇各处走千里路，增长了不少真正的学问，闲时就翻翻鲁迅的杂文，越来越觉得先生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