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锐

读王晓明的书是在寒假的时候，回到愚昧的山村。面对周围的愚昧，我总是怀疑知识分子的力量究竟显示在哪里？当上一代人的素质低下导致下一代人的精神的缺失，而下一代人又并不期望超越上一代人时，我们应该如何打开这链条上的一环呢？读到王晓明关于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的讨论，“重写文学史”的提倡时，我不禁困惑起来：知识分子在知识界争论得如火如荼，跟我们平民百姓有何关系呢？如果知识分子是关上门来讨论如何改造国民性，如何提高人的“人文精神”，而不实践它，那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民族又有何裨益呢？由此，我产生了一种怀疑，像五六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究竟是知识分子改造群众还是群众改造知识分子呢？会不会也造成像朱学勤所说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呢？群众的力量如此强大，知识分子的性格如此软弱，而民众素质的提高如此之难，从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至今，我们的状况又好了多少呢？“该愤怒时我们冷嘲，该热爱时我们冷漠，该有尊严时我们谄媚，该同情时我们却蔑视……”

我想，王晓明对知识分子的虚妄性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精神的荒芜和虚幻希望的破灭，使他开始展开了对幻觉的历史渊源追溯和对自我意识深层结构的发掘。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已经清醒地看到理想仅是幻像，无疑透出了悲壮的意蕴。但这乃是信仰崩溃的时代，一切理想主义者的共同悲剧，王晓明看得明白，九十年代人们对文学的理想已不复八十年代的狂热与执着，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年代，唯一能做的“在重建希望”，在荆棘中上下求索，把文学作为自我拯救和救世的道路。这种精神是和鲁迅的“绝望的反抗”一脉相承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文学不复启蒙的巨大功能，但它依然要勇敢地承担这一重任。

余杰说：“王晓明的书不是用来消遣的，它乃要求我们强烈地深入其中，跟着一起思考，随着一起呼喊，随着一起愉悦，随着一起疼痛。”读其文章，就像他领着我们在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穿行，而我们却永远不知道前方会出现什么，我们会走向何方。在这长长的黑暗的隧道中，王晓明心中的理想之光会一直点亮我们的热情之火，使我们不断地从愚昧，奴性和邪恶的淤泥中抽身而出，他直接或者间接地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一个人长久地生活在颠倒的世界里，心中的善良和正义之感如何地被众人所唾弃，灵魂是如何地被挤扁，心中的恶如何地被挑拨生长，是他的思想敲醒了我的警钟：无论以后怎样，我应该坚持我的神圣的文学理想。即使我不能启蒙愚昧者，但至少不应该让愚昧者同化我。

在王晓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贯穿着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从先秦诸子到中国现代作家，，从《追问录》到《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他通过不断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和学术结构的分析，反思自身的知识和人格的缺陷。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从启蒙者变成游戏者，其作品从艺术创造变成媚俗产物，在自我救赎和救世的道路上，这一梳理过程就是他调整自己的学术思路过程。柏拉图说：“不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每一个思想者的思考首先都是指向自身的，对自己的灵魂的解剖。王晓明说：“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就是要与那些占主流地位的东西对抗，并质疑那个主流。任何一种东西，一旦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开始排斥和抑制别的东西。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出来质疑。”所以在所有文化人、都堕落，趋向平庸时，王晓明总是积极地提出和参与精神拯救的讨论。正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所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他正是有了别人所没有的正视和勇气，才有了这种真诚的决心，才可以从肆洋汪海似地反思和追问，才有那一篇篇凝结着他的精血的文章。

但任何人的精神却是有惰性的。当我们懒于清理积聚在我们心中的污垢时，思考的能力便会退缩；当我们浑浑噩噩地随波逐流时，我们的独立性便逐渐的丧失。我现在相信王晓明十年前的那句话：“惟有那苦苦求索的精神，那竭力发掘和维护人内心的价值需求的态度。才真正值得培养，值得代代相承，赓续不绝。一个人只要拥有这种精神，终究能走出信仰的困境，那即便终身却不能抵达目的地。这追求的过程也能够使他心安，使他站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