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文人自杀

陈国振

中国现代自杀而死的文人，如流星、似烟火，默默地划过天宇，给世人留下许多数不清的疑问，成为文坛一道令人骨寒，发人深思的风景线。对死者而言，他们“死去元知万事空”，也许是一种解脱。但在我们后人看来，他们这样“逢难而轻生、遇不顺则自杀”，他们的死去，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逃避。

文人自杀一般分两类：

一是死于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奈。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自杀情结的民族，古代圣人就立下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训导，自从屈原因救国无望自沉汨罗江树立“良好”榜样以后，在国破家难、困难险境前自杀的中国文人不乏其人：春秋伯夷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汉代刘安不满汉武帝的独裁专制愤然自杀，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绝食而死的谢杭得，投水而亡的陈子龙，现代在文革中杨朔跳海、老舍投湖、傅雷上吊……

一是死于自我世界的坍塌。文人特别是诗人自杀，是二十世纪最令人震惊的文化现象。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的毁灭深深地刺激着文人敏感的神经，对理想的绝望折磨着这个世纪的文人。随着这种自我世界的坍塌，文人也陷入了痛苦和空虚，他们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认为死亡才是文化的终极端点，纷纷选择了自杀。杰克伦敦，海明威，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就是当不能成如夏花，便选择了死如秋叶——为艺术而死。这种自杀就像流行感冒一样也感染了中国现代的文人：王国维、朱湘、老舍投水了，顾城、傅雷、三毛上吊了，海子卧轨了……

无论什么样的自杀，他们的死去都是一种逃避——逃避现实，逃避面对自己。屈原和拜伦同是生在国破家亡动乱年代的诗人，屈原面对君昏臣佞，认为“举世皆醉惟我独醒，举世皆浊惟我独清”，一个人远远“躲进”汨罗江底；拜伦却在祖国沦灭后，仍毅然披挂上阵，血染衣衫，战死沙场。他们的不同选择体现了对死亡的不同态度，而文化的生死观又是与其民族的文化底蕴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放映出中外文化在精神心态上的差异：中国是消极的逃避，外国是积极面对。这也是为什么都是浪漫派诗人在困难面前李白会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雪莱却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也是为什么都是在自己的爱情受到外力阻扰时，陆游胆怯地躲在沈园写下《风头衩》吟着“恨！恨！恨！”，普希金却敢于拿起枪支去与自己的情敌决斗。因为，自从老庄思想后，“消极出世，努力逃避”成了我们文化的普遍心态，中国的文人也少了一种敢于直视人生苦痛/难关的勇气与毅力，直至最后甚至不惜用死来逃避。

自杀永远都是自杀，即使我们为其找到再高尚的理由他们仍是死于自杀，是一种逃避的行为。老舍投湖自杀，不但对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于事无补，还让中国文化蒙受巨大损失。相反，矛盾在同样的历史环境下忍辱负重，生存下来，活到改革开放，并且开创了全新的文艺春天。文化的进步和繁荣不需要付出文化者的生命为代价，文化的延续却要以文化者的生存为前提。因为没有人的存在，文化也就成了无皮的毛、没根的花。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自杀的理由，否则那就是缺乏勇气的逃避，甚至颓废、堕落。

死，能够带来什么呢？他们死后引起的反响又有多大呢？文人的自杀最多只能说明一个颓废、衰败、灾难的时代来临了，或者说明文人的内心是最脆弱的、最阴暗的，只能给自杀者的亲人朋友带来一时的痛苦、悲伤，成为闲人和媒体炒作的话题，但是等悲伤和炒作过后，人们还是要继续自己的生活、工作，而自杀者却真的永远地死了。屈原自杀了，他的死没法阻止秦国侵占自己的祖国；王国维自杀了，他的死却无法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皇朝；老舍自杀了，他的死也不能扭转文化大革命动乱不安的局面……。真的！自杀的死真的带不来什么有现实意义的作用。早在上世纪鲁迅先生就说“真的猛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其实，不单是猛士要这样，文人更应该这样，只有坚强地活着，不逃避，去努力，才有改变现实的希望，才有重筑自我世界的可能。

因为，自杀，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