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古之圣人几乎是盖棺论定一锤敲定“文人相轻” “作贱了文苑”，丝毫见不得人，败坏了文坛的清誉。所谓“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便是铁的证据。

其实不然，正如世界上一切辩证的事物一般，“文人相轻”也有着利与弊相互交织的两面性。“敢疑善解”与“漫骂乱批”就是“文人相轻”这把双刃剑的两个不同的刀锋。这两种现象一直存在于文坛的方方面面，矛盾而统一。他们的关系很多时候可以用一个翘翘板来形容，有时我高，有时你高，谁都脱不了关系。而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更像一只只大手，施展压力于无形，使“文人相轻”永远都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推动文化车轮不断朝前驶去。

先谈一下敢疑善解。敢疑善解是做学问的真正态度，“人应该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更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作为感觉最敏锐、眼光最犀利、思想最深刻的文人，他们“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驳。”从懂事起，我们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明白做学问要有怀疑的态度。有了怀疑，这是好事。有了怀疑，在“文人相轻”里，我们倒是能更清楚明了地看清楚文章，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一目了然。才能发现文人和文章的份量有多少。一个真正有才华的文人，还是欢迎别人对他善意的批评的，连这都做不到的话，他也不配取得别人的赞扬。文人间相互不服气，互相批评，纵有吹毛求疵之嫌，或过火之处，但至少能指出对方一些缺点，总比相互吹捧，彼此抬举而对文人自身更有启迪之处。文人们对与自己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文坛异己”，甚至自己的至交，如果能永远都抱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怀疑态度去看待世界万物，以怀疑的态度考研别人的文治，并从中挑出问题，著书立说，以己所长，轻人所短，取长补短，那中国文坛将会如日中天，热闹非凡。

德国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胡塞尔曾说：“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但鲁迅先生并没有惧怕当“坏公民”而放弃了敢疑善解。相反，他承认“文人相轻”中有正义的一笔，反对以“文人相轻”的罪名扼杀文人之间的尖锐批评——“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的。”鲁迅先生一生都在不断地进行笔伐，不断地表现那几乎是“骂人”的“文人相轻”，上至他的老师章太炎，下至同仁胡适、林语堂、沈从文等，无一不在被“骂”之列。也正是鲁迅先生这样“砭锢弊常取类型，论时事不留面子”的严谨的做学问态度，才使当时的文坛百家争鸣，你追我赶；才使文人危机感遍地存在，不断地创作完善自己的文本，不断地诞生佳作，流传给后人。这就像“沙丁鱼之所以长寿，就在于他们相互不安宁，相互碰撞不停而不断激活了生命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