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俯拾皆是的，都是广东人的名字。这块古时的蛮荒之地，瘴疠之乡，近代却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摇篮。自从林则徐在虎门烧起了那把点燃中国近代反侵略的熊熊烈火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便成为“反贼”云聚之地：洪秀全、冯云山、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从太平天国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每一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都写满了广东人的名字，广东名人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当历史翻过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相册里，却明显缺少了广东人的身影。浩瀚的中国现代史，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两湖，江西，四川人的名字。

为什么？为什么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会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沉沦呢？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呢？

作为一个广东人，当我不经意间触动到这个足以令很多人皓首穷经的课题时，我只能亦步亦趋地循着前人的足印，小心翼翼地揣度这个深藏历史迷雾下的答案。

答案，恐怕还是在广东名人身上。

其一，广东名人的“集体出走”。

翻开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当我赞叹于广东先哲们豪气冲天的革命勇气和非凡的历史预见性的同时，却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广东名人的“集体出走”。广东革命先哲们的革命舞台大都不在广东。

出生花都的洪秀全，是在广西发动了起义，太平天国的活动中心，更是在远离广东的苏、皖、浙、赣等诸省；南海人的康有为和新会人的梁启超，是在北京开展了戊戌变法；而身为香山（现为中山市）人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武昌城墙上打响了第一枪，在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这个也是偶然吗？显然不是。

无论是太平天国的领袖，戊戌变法的理论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其实，都还深藏着一颗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壮志雄心。因此，当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手打破旧世界的枷锁时，他们的眼光就不可能停留在家乡的一亩三分地，甚至也不仅停留在养育自己的南粤故土，他们放眼的必然是整个中华大地。

正是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广阔胸襟，使广东革命先哲们的雄心壮志化为燎原烈火，燃遍华夏大地，而不圉于狭小的广东。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一场历时十四年，跨越十六省的太平天国运动，看到一场遍及全国，振聋发聩的戊戌变法，看到一场推翻两千年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辛亥革命。

然而，也正是这种“集体出走”，使广东丧失了自身发展的机遇，而逐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惟艰。所以，当广东名人掀起一次次革命潮时，他们的家乡却几乎忘记了她的儿女，仿佛他们只属于中国，不属于广东。对广东名人来说，这是一种无奈；对广东来说，则是一种历史机遇的错失。

其二，农民意识的缺失。

当西方天赋人权，君主立宪的民主思想潮涌般进入中国，逐渐犁动中国这块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冻土时，中国的民主革命也逐渐抛弃了传统的劫富济贫式的农民模式，而开始探索西方式的民主革命道路。太平天国在传统农民运动的主体形式下，披上了基督教的宗教外衣；戊戌变法在孔子改制的名义下，打出的却是西方君主立宪的实质；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者干脆彻底扔掉了农民运动这一柄改朝换代的利刃，让中国历次革命运动中浓郁的土地气息荡然无存。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农民成为被遗忘的群体，成为被摈除在中国民主革命浪潮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而取代农民，充当中国民主革命急先锋的，则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广东的革命先驱。

一切似乎都很合乎逻辑，合乎世界历史潮流，中国正沿着一条西方式的道路一步步地走向资本主义。

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忘记了，在中国这块黄颜色构成的国土上，农民才是真正的主人。要想在中国开展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却将农民排斥在外，恰如想发射火箭却抽掉它的燃料一样，是决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维新派们自恃光绪皇帝的支持而企图在中国进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改良运动时，慈禧太后一挥手之间，戊戌六君子就喋血菜市口。孙中山在两广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更像是一次次无法撼动大局的小规模暴动，例如两百人参加的黄花岗起义，与太平天国数百万的农民军相比，好似大江与细流一般。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面貌，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

面对一次次的失败，广东的先驱们迷惑了。他们大多是没有扛过锄犁或早已放下锄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们在理论上能如大海般汪洋恣肆，但在实践中，他们眼中看到的多是与他们有共同语言的一批人：教师，学生，新军士兵，开明绅士，而惟独没有农民。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使他们无力独自挽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农民意识的缺失，是广东名人在五四之后中国革命运动中沉沦的重要因素。

于是，在中国这一艘巨轮驶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暗礁后，终于偏离了它原来的轨道，进入了新的航程。这个时候，这艘巨轮需要一个新的舵手，一个熟悉农民又能代表农民的人，一个来自农民又高于农民的人，特别是，他必须是一个能让亿万农民投身于这场沧海桑田般巨变的革命运动又不使这场运动回到传统农民模式的人。这个人，叫毛泽东，一个湖南人。而跟在他后面的，是一大批同样来自农村，穿上军装的农民：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刘伯承、贺龙……

历史没有选择广东革命先驱们为中国设计的道路，而选择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者们改造开辟的另一条道路，与此同时，历史也就让广东在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风雷激荡后，在五四运动后远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暴风骤雨。

现在，可以回答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了：这是历史的必然。

不过，我们无须沮丧，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正是循着广东先哲们探索的足迹，找到了结束中国一个半世纪屈辱的道路。

而且，在沉寂之后，不屈的广东人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相信这一次，广东的名人们不会再让历史的机遇从身边溜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