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

塞涅卡说：“如果对手比你弱，你就饶了他，如果比你强，你就饶了你自己。”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胸怀。饶“他人”容易，饶“自己”却难。古之文人志士，人生稍有不如意，或纵酒沉沦，或隐居山林远离尘世，寄余生于山水之中。这类”隐客”在我国文学史是数不胜数，但能够做到真正隐逸，真正饶“自己”的唯有陶潜和苏轼这两位。

陶潜和苏轼的隐逸其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退避。两者的“退避”的形式和内容又是迥然不同。陶潜的隐逸是一种单纯的、完全的政治性退避，形式上是“归田”了；苏轼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包含政治），形式上虽未“归田”但其退避比前者要深刻得多。

抛开当时的政治环境，就陶渊明的人性本身来透视这位魏晋风流的代表的心灵文本，我们会发现，生命原始“性本爱丘山”一直就沉浸在其整个人性之中。儒在钟鼎，道在山林，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他用安贫乐道、崇尚自然的那个“我”战胜了那个建功立业的“我”。虽然他对人生、生活、社会没有空漠之感，但对当时的政局却十分失望，深知自己无力改变政治环境，于是就干脆改变自己。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便成了自己归田的导火线。“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在田园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每每劳作之余，饮酒作赋以抒写其人生哲学，但总有那么一个夜深人静的秋夜，种种思绪涌来：“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啊！那种孤独感、政治哀伤恐怕是一江春水也难以载动，此时是心似平原驰马易放难收！在平淡如水的生活外表下，隐藏的竟是如此痛苦的抉择和煎熬。“且共欢此饮，吾驾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或许怕自己有一天征服不了自己，诗人唯有以此来坚定自己的决心。直至《桃花源记》的出现，我们才可以看到诗人与自然山水相溶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人这时是“见山还是山”，“桃花源”这个“乌托邦”的出现，是诗人对个体生命原始追求的领悟，原来自己所需要的仅仅是如此的简单与平静。此时的他自身已和自然界融为一体，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中找到灵感和了悟。

苏轼是很推崇陶渊明的，艺术崇拜是其一，对诗人那种真正隐逸的人生的羡慕，做了自己想做而又做不了的事的崇拜是其二。苏轼社会性的退避（包含政治）的实现比前者要艰难得多，“社会的空漠、人生无所寄托、无所谓叹让子瞻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美的历程》李泽厚 安徽文艺出版社 155页）实际上这是无法实现的，即使是出家当和尚也难逃世间这张大网。苏轼一生虽未“归田”，但其许多作品都流露出比任何人都要坚决的归隐之心：“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实际上他醒来后并没有乘着小舟去“江海寄余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仕途上一贬再贬，直至人生低谷，多年的宦海沉浮不但没有沉沦反而百炼成钢，炼就词人旷达、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始终将心中神往的那块净土永远留给自己。“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近，回首向来萧瑟外，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是何等的豁达啊！

两者的“归隐”好比佛家的修行，只要一心修行，在家与出家都一样。或许，他们这种退避可以在佛学禅宗中寻找到某种解脱。

社会就是一张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霍尔顿在当时美国存在主义泛滥的影响下，对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黑暗不合理的现象采取自我沉沦式的反抗。作品最后写霍尔顿决心要去西部深山老林中隐居，假装成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不允许假模假式的人见他，但还是逃不了这尘世的大罗网。最后发出哲人般的思考，选择做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来拯救往悬崖边跑的小孩。其实霍尔顿与苏轼这两种退避性质实际上是一样的（霍尔顿没有政治哀伤），都是在各自所处的时代对社会、人生的种种怀疑、厌倦、企求解脱，人生都无所寄托，形式上亦是一样的：苏轼江海寄不了余生，霍尔顿去不了美国西部深山老林的小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