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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第二十三期文章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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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理想人格的矛盾性
2008-12-04 00:00  

吴敬梓理想人格的矛盾性


——以《儒林外史》为例

作者:痴鱼儿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我国18世纪中叶著名的文学家。吴敬梓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曾祖一辈中,兄弟五人,四人中进士。但是,到了父亲吴霖起这一辈起,家境中落,而且又是两代单传,于是,近族亲戚,江湖官府,纷纷来夺其家产,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之中。面对着虚伪的封建家庭伦理道德,他萌发了与现实庸俗生活分道扬镳的念头,于是一种古代文人常有的隐逸情绪在他心中萌生,渐而产生为隐逸思想。但是,吴敬梓从小受到传统(原始)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要求改造社会的理想促使他通过求仕进入改造社会的目的,一种封建社会下文人普遍具有的为社会贡献的抱负油然而生。对隐逸与求仕这两种理想的追求是其独立人格、个性的矛盾性的体现。在《儒林外史》里,随处可见这种思想的表现,是他思想特征的寄存者,大多数是他的亲身所历所闻。在作品中,“(他)把自己的大半生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或直接或间接地写了出来。”“《儒林外史》是饱含着作者的血泪,熔铸着亲身的生活体验,带有强烈的作家个性的作品。”

一、隐逸思想的表现与成因

古时候的许多读书人,他们为了个体的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在不断的追求而得不到之后,尤其是在精神上往往被束缚,被禁锢,甚至被异化。但是他们往往又不肯放弃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于是,便会向隐逸的思想发展。隐逸就是要达到心灵的自由与自然的状态,以经来摆脱外在束缚,让个体精神获得无拘无束的舒展。例如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说的一样从“以心为形役”以达到“陶然之乐”和谐境界。除了陶渊明之外,还有许多许多文人,如王维、李白等,质言之,他们都是为了一个词“自由”——追求自由。

吴敬梓也是一个为自由而不断追求的人,他希望通过养性来扩充内心世界,“使心灵提升到自足自律的境界,从而超越一切束缚心灵的外物。”或是“将自我的心灵安顿于山水田园之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达到‘无我之境’”。这种追求自由的品格首先表现在这是一种反世俗品格即追求主体人格的独立、任性、淡泊而充实的品格。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描写贤人、奇夫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隐逸理想,他们往往是淡泊名利,不贪图钱财,只求得自由与安乐。在第一回里就表明了这种态度:“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物。”例如王冕听说时知县酷虐小民无所不为,就躲避不见,即使是有帖子请他,他也不去;庄尚志对那些官员乡绅的拜访,更加觉得不耐烦,在玄武湖同娘子凭栏看水,反而觉得十分自由自在;季遐年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由着笔性写了去,如果要写字的话,就要等他情愿,高兴的时候;杜少卿携着娘子的手,大笑着游清凉山;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作者那种淡泊名利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在王冕、杜少卿的身上集中刻画了出来。另一方面是追求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由个性和避世情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躬耕的希冀,这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厌恶的选择。在作品中,作者的这种思想灌注在许多人物之中。吴敬梓所大加赞许的人物几乎全都是隐士。例如人过着不贪别人的富贵,不看别人的颜色,对天地不管的快活日子的四大市井奇人;以及遁世避俗,躲避功名富贵而隐居在会稽山中的王冕;装病辞去征辟而隐居泰淮河畔的杜少卿,等等。他们之所以选择隐逸,一是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在世俗背景之上树立高尚的道德风范,一是为了不受世俗的束缚,能够自由自在地追求人性的至淳至美。

导致吴敬梓产生归隐情绪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科场失意,他认为有辱先辈。前面已经说过,吴敬梓出生于一个科举世家,而父亲吴霖起却是一个清贫的学官,后来家庭中落,他也曾想通过走科举而荣身的道路,但是自从十八岁考中一个秀才之后一直不中第,沉重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因此对科举制度产生了怀疑,感觉到对不起先辈,乾隆元年(1735)安徽巡抚荐应博学鸿词,他便托病不就,思想向归隐的道路发展下去。另一方面是由盛而衰的幻灭感和对故乡的失落感。家境的中落,屡试不中的命运,故乡的人还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败家子弟,人人都要远离他,他由富贵跌到贫困、由被人仰慕跌到被人唾弃的地步,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更加冷峻的思考,他不能屈服于庸俗的生活,从而走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就是隐逸。以上两方面直接伤透吴敬梓的心,以致他决定归隐的思想萌发。

二、改造社会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古代知识分子常常会遇到隐与仕的矛盾,他们往往有很大的抱负,具有救世的情怀,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影响其它人,大至影响到同家、统治者,小至普通老百姓,希望以此达到自己的理想目的。例如孔子、孟子、苏轼。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之下,有一条共同的道路就是出仕,即所谓的入世。“因为在农本位的正统文化中,文士的使命是读书延誉,学以居位。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追求功名富贵,这追求的具体途径是学而仕、仕而贵。这是文士们实现个体价值的理想模式。”

吴敬梓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先辈们对科举荣身的热衷追求,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他从小读经习文,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出仕来繁荣家庭和为国效劳。在研读经典的过程中,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儒家“政教”思想的影响,这就是提倡实学,改造社会,反对浮言,但是吴敬梓同时又反对封建礼教与习俗,始终不肯放弃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因此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运用儒家原始这个思想武器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传统儒家的社会责任,只不过这种社会责任主要不是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来实现的,而是体现在通过自身的言行来感化他人。”

《儒林外史》的创作也就是出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作品中表现出了他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吴敬梓不惜花费很大力气去描摹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他笔下的人物,即使如山林隐逸之士,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应具有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是一种追求自身完善出污泥而不染而又遵从儒家仁义道德心系天下的人格。”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之一——王冕是一个山林隐士,但是也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在和慕名来访的吴王朱元璋的谈话中,就可以看出他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襟怀。杜少卿更是作者极力称颂的理想人物。“他的主要事迹与吴敬梓基本相同,而且是按照生活中原有的时间顺序安排的。”杜少卿虽然淡泊名利,蔑视权贵,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表面上狂放不羁,但是却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例如他的家产几乎耗尽,但是仍然捐出两百银子来修泰伯祠,以礼让天下的泰伯作为道德的典范。又如萧云仙,他重农桑、兴学堂,开启民智,这些都是“经世致用”的学问,这些改造社会的理想是与时代进步思潮相呼应的。

吴敬梓的理想人格的矛盾性,是对于理想文人如何赢得人格独立与实现人生价值的矛盾性的体现,集中反应了当时社会之下文人的灵魂的缺失,理想的破灭与归隐的避世态度,即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是那种怀才不遇的文人共同的心理特征,也是这种心理特征造就了吴敬梓对世态的理性沉思,这是吴敬梓的处世的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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