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审美创作心理

秦凤仪

诗穷而后工，悲愁方感人。中国的“愁”文化涵盖极广，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咏唱上。古人的悲愁与伤感，不能不说是“愁”文化中极具内涵的一方面。以愁为美，是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一种主要倾向，是一种审美艺术心理定势。“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我想这句话感叹的不仅仅是一部《红楼梦》，用它来概括中国千余年来文人作家歌吟咏叹的情感主旋律——悲愁与感伤，也未为过分。

辛弃疾词：“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赋词与说愁相依存，古代文人何以要不由自主地想以愁声动人，“以愁为美”的欣赏情趣为什么能形成历史传统而经久不衰呢？

古人言：“诗言志。”诗本是内在情志的外现，有穷悴之情，则有穷释恨之诗，有怡乐之情，则有佐欢娱兴之诗，所谓“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诗的美就在于抒怀言志，真于性情。

真性情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人类的感情与生俱来，是诗词中吟咏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正因为有了情，创作才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千百年来，因土地、亲情、壮志而生的愁，牵动了多少墨客骚人的心。外在的人生体验转化为内在的审美心理定势与情感倾向；特殊的文化土壤、民族情感的方式孕育了古人特殊的审美心理。面对无法避免、无以回拒的离别、思念、失意等，也就自然地在作品中体现一种莫名的惆怅、幽怨、苦闷和痛楚。“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是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是政治失意的落寞心境；有“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清，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闲愁，也有“东风无力，欲皱还休”的春慵……诚如有人所指出过的，中国的古典文学里，几乎都是文人的写心之作。于是文学的感伤与文人的多愁善感就相互交织，形成“一层愁云般的感伤情调”，似乎在倾诉着一种无常、无望而无告的人生痛苦和生命忧患。

“穷苦之言易好”

韩愈首先道出了一个艺术心理的普遍规律：“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娱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和平欢娱之辞多发于气满志得，自然容易缺乏激愤嗟叹，所以多是平淡无奇；而穷苦之言多发于穷愁，其中充满着感情的真切与动荡，因此易于感人。六朝王薇也说：“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淡无味。”“盖诗言志，欢娱则其情散越，散越则思致不能深；愁苦则其情沉著，沉著则舒籁发声，动于天会。”（《张苍水集》）愁是心理能量的蓄积储存，不能一发无余地宣泄殆尽，而是凝聚、滞重，留驻不去。正因为愁苦之言易好，所以骚人墨客多喜以悲愁穷苦之言。因为艺术之道，更在于对人生的体验与抒写。

文化中的“愁”，说不上强烈和火热，但却更加浓郁、持久，更加普遍和辽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以愁为美”的审美创作心理都必将如磁石般凝聚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