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的一点阅读感悟

卢永和老师

关于余秋雨的是非论争经过前几年媒体的爆炒，现在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对此本无太大兴趣，只是零星关注过。不过，在当下注意力经济时代，“余秋雨”这个“品牌”倒很能刺激人的眼球，这就像电视里的商业广告，不管你愿不愿意看，在收看其它电视节目时，它冷不丁向你狂轰过来；久而久之，那顺口溜式的广告词不经意被你“背”得烂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古远清教授写的这本《庭外“审判”余秋雨》（北岳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就是在网上以商业广告的形式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当时一看书名，我心头一愣，咋啦？余秋雨又“犯事”了？闲来无趣，我在网上囫囵吞枣地浏览了一下书的全部内容，读后发现，其实里面涉及的主要是一些作者前几年和余秋雨打官司的“内幕”，另外再附加一些价值立场倾向于作者的名人名家包括传媒关于那场震惊文坛的“余古官司”的评论。老实说，《庭外“审判”余秋雨》一书非但没有给我任何阅读快感，而且还给了我空落落的失望。失望之余，联想到前几年“余古官司”及其它纷纷扰扰的余秋雨论争事件，我还是有一点与文本本身关联不大的阅读感悟。

俗话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显然，这句话道义上是为我们知识分子抱屈，同时，在他们身处弱势时也可挽回些颜面。“大辩无言”，既然有理说不清就不说吧，这也不失君子风范，兴许还能彰显几分文人特有的清高。不管怎样，在普通大众眼里，知识分子还是讲理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可是，换一种情形，如果是“秀才遇着秀才”，情况又怎样呢？余秋雨是文化名人，古远清是知名学者，“余古之争”可真算得上不折不扣的“秀才遇着秀才”了。古先生的这本《庭外“审判”余秋雨》成了新一轮“余古之争”的序曲，二人的嘴仗又开始打起来了。原本，由“余古之争”演变的“余古官司”两年前经法院调解，以双方“和解”告终。可能是不堪“法律苦旅”之累抑或难敌前时期某些文化界人士对他的合力“围剿”，余秋雨曾煞有介事地对外宣布“封笔”并退出文化界，但在他的自传《借我一生》里，余又谈及了那场“余古官司”。古于是以此为口实，写了这本“回应”（古的说法）性质的《庭外“审判”余秋雨》。

抛开事实的真相不论，说得刻薄一点，余古之间这种没完没了的文斗还不如江湖武斗。君不见，金庸武侠小说中那种“千古恩怨一剑消”的江湖决斗虽伴有惨烈的血腥味，但来得多么豪迈快意。斗胆猜测，除了赚点稿费（古先生出书的主要目的恐怕不在此），《庭外“审判”余秋雨》一书不会给读者和作者本人带来多大益处；更有甚者，可能还会给作者本人的名望产生负面效应。有网友对之甚至发表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吃饱了没事撑着”之类的恶评。此番情绪宣泄式的评论虽不足取，但某种程度也反映了部分读者对该书的真实态度。就连一向喜欢兴风作浪的媒体这次对《庭外“审判”余秋雨》一书也有点集体疲劳，普遍反应冷淡。“流光容易把人抛”，年过花甲的古先生有精力还是写点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因为读者衡量知识分子的标杆就是他的文章的分量。退一万步说，即算真理在握，也应“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君子之风。由此，我想到了《庄子·则阳》中“蜗角之争”的故事：战国时期魏国与齐国曾缔约结盟，但齐却弃约攻魏，魏王盛怒之下想找人谋杀齐王。魏国有个叫戴晋人的贤者以蜗牛左角触氏国与右角蛮氏国为争领土而打仗十五天，死伤几万人马的寓言故事点醒了魏王，从而使魏王放弃了谋杀齐王的想法。这故事阐发一个道理：以庄子“游心于无穷”的高远境界来观照，尘世间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水火不容的矛盾斗争其实是不足挂齿的，正如蜗牛上两只角的争斗一样；我们之所以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只是由于我们看问题的视野太局限于狭小的层次。明白此道理，“余古”的较真劲不过是“蜗角上的争斗”，到底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