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振

著名作家巴金病逝了，文化界和非文化界都在深切地怀念这位百岁老人：有人高歌他革命的一生，有恩回忆他坎坷而光辉的历程，有人把他的作品重新包装再出版。而我认为，我们在怀念的同时，更应该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思考：巴金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我认为，巴金留下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财富，一种勇于挑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和一种坚持讲真话的立场。

每个人活着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就应该自觉地去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作家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揭露黑暗、唤醒民众，从而进行社会改造。所以说，自觉地挑起改造社会的责任成为衡量作家思想的重要标准。但这个价值从80年代以后，正逐步丧失，也成了巴金留给我们的一笔“遗产”。众所周知，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无社会、无人民主义者，相反，他心里装的都是中国的百姓，正如他自己说：“我要用写作来为中国人民呼吁，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幸福的人民。”所以他的写作是一种改造社会的劳动，他的作品是为人民所发出的呐喊。但，看看我们现在的作家们都在写些什么，又把“改造社会”这种责任抛到哪里去了呢？同样是在写大学青年，巴金在《家》里通过塑造觉慧这一形象，给当时的青年“应该怎么做”提供了“榜样”，足足拯救了那一代迷茫的青年。

而现在？《梦里花落知多少》写的是一批高干子弟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草样年华》写的是现代大学生如何逃课如何越堕落越快乐。试想，这样的流行小说怎样改造社会？怎样引导年轻一代走向光明大道？少年作家这样，老一辈成名作家也是这样。上海卫慧的《上海宝贝》、《水中的处女》，武汉池莉的《看麦娘》、《有了快感你就喊》，山西贾平凹的《废都》等，这些成名作家的大作有哪部不是为了取悦市场、取悦读者，而一味地写“性爱”、“暴力”、“偷窥”、“隐私”的成果。现在我们都说文学的价值大不如前，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作家们自身的思想价值在下降，一些作家丧失了身为作家最起码的价值，抛弃了“改造社会”这一应有的责任。巴金离去给中国的作家们敲醒了警钟，他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应该勇敢地继承巴金留下的这笔“遗产”并在以后的写作中自觉地挑起“改造社会”的责任。

“讲真话”是《随想录》的基本立场，也是巴金思想的闪光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连“说真话”这种最基本的人性，也成了要进行讨论的话题。如果说“改造社会”是作家应有的责任，那么坚持“讲真话”则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知。在这点上，巴金是中国21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楷模，而“讲真话”也是他留下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与“讲真话”相对的是“讲假话”和“沉默不说话”。“说假话”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余秋雨，我们先不说他的散文写得多美，也不讨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犯错，单就他两年内三次公开宣布“封笔，退出文坛”又出尔反尔的这种炒作行为，就是对我们读者的一种愚弄。而这种靠讲假话来提高知名度的作秀，更是对“知识分子”四字的一种亵渎和侮辱。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很多评论家都说余秋雨从巴金主编的《收获》那里接过了中国散文发展的接力棒，但为什么余秋雨却不能从巴金那里接过“讲真话”这种最起码的文化道德呢？这真的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思考了。而“沉默，不说话”这种“优良”传统经过“文革”后，现在再一次得到“发扬光大”。2003年6月湖南作家协会成员余开伟因为不满协内的种种黑暗现象愤然退出湖南作家协会。无独有偶，同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成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锐也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他们都选择了用“沉默，不说话”的方式来面对社会的不公。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便学会了“沉默不言”、“明哲保身”。只有在“五四”时期，“讲真话”这把火炬才得以重燃，并通过巴金流传下来。现在巴金也走了，这把火炬是否还能延续下去呢？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灵魂的一次拷问。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勇敢而坚定地把这把火炬接过来并让它薪火相传，永远坚持“讲真话”的立场。

一代文学老人的离去固然是悲痛的，但作为子孙的我们如果大意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视而不见，甚至任由它灰飞烟灭，那更是一种悲哀。有人说巴金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其实，刚好相反，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从巴金那里学会勇敢地挑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学会坚定自己讲真话的立场，那么它恰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一个民族自强、文化繁荣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