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丽仪

文学有反映生活并反作用于生活的功能。刘震云的《手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书以通俗易懂、简洁流畅的语言讲述了与手机电话有关的生活故事。当这本书出版以后，曾给电信公司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人们纷纷地向电信公司查话费。

《手机》讲述的故事分三大版块，分别讲述少年严守一，谈话节目主持人严守一，严守一的爷爷自己的故事。时间点是1968年，今天和1927年。人们在电话稀缺、电话泛滥和根本没有电话的三种状态下沟通并交流着，从异常艰难到不把话当话。

从飞鸽传书、没有电话到笨重的移动电话“大哥大”，从大哥大到轻巧灵活的西门子、诺基亚，科技的日新月异给手机带来了与时俱进的变化，这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因为人们不再为传递信息而犯愁了。试想一下，假如没有电话或手机，一切的语言通讯都会变了样。正如严守一的爷爷年轻时在远方，家里要给他传个口信，得辗转好多人，经过若干年，结果口信传到，一切都改变了。但是有了手机，人们想要说的话就立刻变成文字通过短信发送出去。只要用拇指“哒哒哒”地在数字键上来回移动按捺，所说的话就以文本的方式顷刻在对方手机的屏幕出现。即使是“咫尺天涯”也会变成“天涯咫尺”。然而，拇指的移动速度越快，人们不愿动用脑袋想东西的惰性就越大。每逢节假日，向亲戚朋友问候一番是应该的，一句简简单单的问候或“谢谢”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人们为了取巧，偏偏从电脑里下载许多花俏的祝福语，一传十，十传百，一条特别的短信传到一个人的手里，拇指动了动，又原封不动地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拇指动了动，又传到其他人的手里，如此的循环不已，结果两条一模一样的短信出现在自己手机荧屏里。看起来人们是在传递着美好温馨的祝福语，实际上人们是在复制文字，做着拇指复制运动，大脑出现的真心祝福的话语早已烟消云散了。这样下去一个民族的创新意识会有吗？

严守一说：“为什么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复杂，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会说话。人类在学会说话之前用的是肢体语言，把一个事情说清楚很难，得跳半天舞。骗人就难了，蹦达了半天也不见得把人骗了。会说话以后，骗人旧容易多了，动动嘴皮就行了……”。有了手机骗人就更加方便快捷了，还可以掩盖因别人的察言观色而露出狐狸尾巴。手机在腰间等于往自己身上安了一个天线，随时接收，随时发送。但是因为手机这玩意儿，使得说谎越来越多，同时揭穿的机会也就更多了。谈话节目主持严守一一次忘记带手机婚外恋的事没瞒住就离了婚，还不得不用谎言在三个女人中继续纠缠。谎言一旦被揭穿，新的谎言要是弥补不上，整个谎言大厦顷刻间就会轰然倒塌，这时的手机就变成了爆破的工具：要命的手雷。

话语这东西有点怪，人们创它出来是为了表达想法。可是它一旦产生又给人们带来了困扰，因为人是不可能对谁都实话实说，是毫不掩饰赤裸裸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危险得很，但是如果对任何人都在否定、矫饰，歪曲自己的想法，那就更危险了。所以我们有了手机，经常处于矛盾的困惑中，面对面的谈话，如果害怕讲出实话，我们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有了手机就得随时接受传讯：在哪儿？干什么？和谁呢？……手机宛如一个追踪器。要是不回信息手机就会响得快爆炸，迫于无奈，我们只好关机，但是如果有急事怎么办？迫于无奈，我们又只好再次开机。然而，当角色调换时，我们有急事需要找人的时候，拨电话常常听到：对不起，您所拨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或者是，对不起，您拨的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我们真恨不得把手机甩出去，事到紧急关头手机竟毫无用处。其实是人在利用手机逃避责任，逃避他人。

《手机》反映的是心和口的关系，塑造了严守一这一人物形象。从《手机》到手机，我们想到了人类语言的尴尬，人类沟通交流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