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鸿钦

请你为自己折一茎野草

再摘一颗草莓

没有哪里的果子

比墓地的草莓更大、更甜美……

这是苏联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这位天才女诗人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称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但她于1941年8有31是上吊自杀，在亲人被国家当权者“处法”后。

她曾说过，“我是一个完全被遗弃的人。”或许因为此，她选择了“墓地的草莓”。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选择“墓地草莓”的作家，这不由得引起我对作家自戕生命的思考。

帕斯卡说：“生命是会思想的芦苇。”我想，这样的生命比喻更适合于有生命理想追求的作家，当“芦苇”思想终于空虚，无法自由、自主思想以至于绝望、希望幻来，他们往往自沉于死亡之潭，“不自由毋宁死”，“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因思想精神空虚而自杀的作家代表，或可推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这位41岁就自戕了生命与文学才情的作家，童年生活十分凄苦，11岁就外出打工，喘息于生活的重轲之下，1897年，年仅21岁的他乘船前往美国淘金热的阿拉斯加，在雪谷深山参加了淘金者的队伍，这样一位历经冰雪里程而没有倒下的强者，曾写出《野性的呼唤》、《海狼》等鼓舞千万人对抗命运逆境，重燃希望之火的作品，最后1916年他开了结束生命的一枪，究其原因，在于思想的空虚。成名后的杰克挥金如土，最终病债交逼，精神空虚而自杀。

杰克曾说：“凡是使生命扩大，又使心灵健全的一切便是善良的；凡是使生命缩减，而又加以危害和压榨的一切便是坏的。”对于杰克·伦敦，“坏”的，使他思想空虚以自戕“思想芦苇”的就是金钱。1911年他曾作了“我的写作就是为了钱”的自白性宣言，这便注定了他思想的空虚，注定了后来的一枪。

相对杰克的精神空虚，马雅可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的自杀则更多由于他们思想的不自由。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政权的坚定支持者与热情歌唱者，被视作为极大影响的“革命诗人”与“无产阶级诗人”。法捷耶夫从1927年起担任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苏作协领导工作。虽然他们两人都看似风光，但极权的苏联使作家变成“党性”的传声筒，对作家进行思想严密封锁，使他们无法自由思想。

我们可以从法捷夫法捷耶夫的遗书知道他们自戕生命的原因，以下为摘抄：

“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

……

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意识形态恫吓，却把这一切称为‘党性’……”

作为有才识与思想的作家，当他们的“芦苇”无法自由思想，他们将无法继续生存，“不自由毋宁死”。

这使我想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想起了在文革开始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杀的“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先生。老舍先生《茶馆》中一句台词或可表达他们的心声：“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作家是一个最有个性的群体，他们对生命理想对美的倾注往往比一般人更为浓烈，恰似梵高画笔下的向日葵，当生命理想幻灭，他们也将随理想而去，在风中飘逝，谱下唯美的生命之歌，如茨威格，海子者。

茨威格被罗曼·罗兰称为“灵魂的猎者”，但他于1942年因孤寂与理想幻灭，偕妻在里约热内卢双双自杀，吹响生命理想的悲情号角。随理想而去的还有写下那首唯美、优雅《面朝大海，春暧花开》的海子，当他卧轨的那一刻，我想他闭目思想的大概是心中唯美的理想的陶潜式田园风光，那是他的精神家园。

茨威格与海子都是温文而雅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骨子里蕴藏着比他人更浓烈更纯粹对人性善的追求与美的理想，正因为此，当理想幻灭时，他们比其他人更果敢地折断那根生命的芦苇，在清风中随理想而去。

至于海明威，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的自戕生命，虽然他们自杀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我想其中精神，思想的因素比物质因素强烈得多，因为他们本质上都是人性的作家，有着自我的人性精神家园。

有人说：“庸才浪费生命，人才珍惜生命，天才挥霍生命。”我想天才是更珍惜生命的，他们珍惜的是自由思想的生命，当这样的生命时光死去，他们将果敢追求“死若秋叶之静美”，寻求自己“墓地的草蓄”。

他们如同自我寻觅生命理想之花的蜜蜂，用自我的刺对世俗作一次深刻而刻骨的炙，这难道不值得当今商业“文化沃土”上奉行“商业犬儒主义”而丧失自我思想的“文化大家”们的思索么？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小杂感》中的话：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