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禧修

达尔文大概想不到，他基于生物物种分析所提出的进化论，会使新与旧的时间范畴“进化”为价值范畴，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分别置换为优与劣、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先进与落后等具有鲜明价值倾向的判断，极广泛地应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而分属于人文学科的文学艺术也并不例外，其典型的事例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化论正是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最有力的思维工具和理论武器，其巅峰时刻固然就是 “文革”十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旗子下，作为“旧”的代码的传统文化与文学几乎被扫荡一空。不过，“文革”十年作为政治错误在意识形态领域被清算，但是，自五四以降的进化论却被作为先进理论和科学思维在文学艺术各领域中被延续下来，而在经典重拍中，进化论思维尤其突出。

近几年，国内掀起经典重拍的风潮。所谓重拍，也有人称翻拍，是指在已有根据经典作品改编的剧目的前提下再度改编改导，比如《京华烟云》、《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诚然，经典并非不可以重拍，如果原来编导的作品存在明显的不足，而新编新导者对经典作品确实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理解的话，重拍的意义是显在的。即便原来改编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检验，已是公认的经典，例如赵雅芝主演的《京华烟云》，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等，重拍的意义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因为越是经典的作品，就越经得起多维阐释，重拍是不怕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编，新编作品如何避免低水平重复，后编的作品凭什么超越早前改编的作品，这就要求新编者必须有自己的杀手锏。让人遗憾的是，某些编导者手中的杀手锏却是进化论，他们明确声称反对“古董”，主张用“现代思想”或“现代观念”来改造经典，用现代新的艺术元素取代经典作品中旧的艺术元素，表现出明显的进化论的思维：新必优于旧，现代必优于古典。于是，“红色经典”改编剧中，英雄人物“平民化”，反面人物“人情化”，普通人物“人性化”，故事情节“生活化”。2004年翻拍的《林海雪原》中，座山雕便多了一个收养的儿子，当座山雕想让这个“儿子”叫他一声爹被拒绝之后，这个老奸巨滑的土匪就有了人性萌动的机会，不禁老泪纵横。杨子荣则多了个旧情人槐花，不仅是土匪老北风的老婆，而且还被栾平强奸过；于是，侦察英雄与其所有的对手都卷入了敌我、情仇和战友等多重关系的迷魂阵中，原本比较单纯的人物关系更加复杂了，人物性格也多面化了。无独有偶，据报道，在改编自鲁迅《阿Q正传》和《药》的话剧《圈》中，阿Q对吴妈发出“我要和你困觉”的呐喊后，就被陷害，送进了死囚牢；吴妈在绝望中却幡然悔悟，被阿Q“所袒露的性与情的撞击的心声”所惊醒，在牢头的帮助下，潜入死囚牢与阿Q圆房，不料关键时刻阿Q却“不灵了”。改编后，鲁迅笔下的“庸众”吴妈居然“顿悟”了，为“性与情”所惊醒，陡然“人性化”了；而原本凶神恶煞的牢头则“人情化”了，灰色人物阿Q似乎也更加“生活化”了。

然而，让逐“新”的编导们没有料到的是，尽管改编后的戏剧冲突更尖锐，故事结构更紧凑，人物形象更丰满，即便从审美理论的角度审视，也是没问题的；可是，观众偏偏不买帐，《林海雪原》叫座不叫好，《圈》的观众中途退场，网络上更是嘘声一片。这是为什么呢？

艺术虽同科学一样是不断累积的，但艺术却不像科学那样是不断进化的，进化论是科学发展史上的基本规律，却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真理。至少在艺术领域，新与旧的时间范畴就并不能取代美与丑的价值范畴。艺术史并不像科学史一样，是“一代新人胜旧人”的进化史。在文学艺术发展的“胚胎期”和“诞生成长期”“的一些小说杰作，如《十日谈》，其技巧的幼稚朴拙并不影响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其艺术魅力的一种内在因素。由于小说史的量的积累，后代作家在技巧与手段上诚然可以比前代作家掌握得更多，但这未必能在时间长河中的“艺术竞赛”里占得便宜。这就好比今天的作家要写出一部技巧上比之《红楼梦》多样而眩目的小说并不困难，但要写出一部整体文学水平接近或达到《红楼梦》所属“档次”的小说却决非易事。其实，在文学艺术领域，进化论的思维早被清算过，国内如钱钟书早在三十年代便撰文指出:“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扑。”

经典凝结的是一段历史，历史并不因为陈旧而贬值，恰恰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就好比窖藏的老酒，愈老只会愈醇。因此，某些改编者声称反对“古董”就未免滑稽。在红色经典的改编中，当英雄人物的缺点和反面人物的良善在不同向度得到强化时，人物性格固然复杂了，形象固然丰满了，但他们还是那个激情燃烧岁月中的英雄吗？原本激动人心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青春激情等精神性内涵还复存在吗？这样的改编能满足观众怀旧的心理需求吗？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却消解了激情；在英雄辈出的年代，英雄却倒在“人性化”的旗子下，异化为“极不靠谱的一身江湖气的伙夫形象”，观众能不骂娘？众所周知，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绝对“扁平人物”，而《示众》中数十个人物没有一个是“圆形人物”，如果我们对他们也来一番人性人情化的处理，其结果会怎样？《示众》中的“庸众”纷纷“顿悟”，看客个个活雷锋，鲁迅启蒙的呐喊与狂人“人吃人”的天籁之声自然就喊不出来，喊出来也只能贻笑大方。

诚然，既为经典改编，“改”和“编”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新的艺术元素并非一律不可增添，旧的艺术元素并非一律不得删减。同时，任何改编都是当代意义的改编，合理的“当代性”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加分析地把新与旧的时间范畴置换为美与丑的价值范畴。这是经典改编的误区，也是一切艺术活动应警惕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