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小艳

2000年，一本《尘埃落定》荣获当年举办的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让藏族作家阿来一夜成名。该书自出版以来，平均每年都有十几到二十万册的销量。十年磨一剑，继《尘埃落定》之后，阿来的又一部反映藏族地区文化风貌的长篇小说《空山》，自上市以来一直占据着各大书店排行榜的显赫位置。

被认为是“一本旷世奇书”的《狼图腾》，面世短短5天，迅速攀升至各大书店排行榜首位，半月销完5万首印数，一个半月增至15万册。作者姜戎虽非蒙古族人，然而凭借其多年草原插队生活的深厚文化积淀，以特有的姿态特有的内涵将草原的图腾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令读者如同走进一个新奇的世界，得到广大的认同和关注。

不仅是文学作品，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近年也高调出击电视荧屏。如展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康定这个位于汉藏交界发生的情爱、商战、多民族间的纠结等复杂曲折故事的《康定情歌》，以及备受关注的《茶马古道》，无不给广大观众新一轮的冲击。

虽然这些少数民族作品受到读者的追捧，但这并不能视作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举复兴。然而中国现代文坛上吹起的这股热风，却令不少文人学者“惶恐不安”，确信汉族文化因此而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们强调汉族文化的优越，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沟通，惟恐本文化的“纯洁”受到异族文化“污染”。即使如此，当陈忠实的《白鹿原》同情和赞美远胜于批判地表现传统文化心理和传统人文精神时，却还有不少人指出《白鹿原》并没有提供富有现代人文价值的文化观念，并没有最大可能地挖掘人物灵魂的深度。可见，只是一味地呼吁本族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文化的融入，汉族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如日中天。

尽管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常受到各种抨击，然而，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之时，由各种文化相互交替、碰撞而出的多元文化的产物。虽然人们对“元”的质地和内涵还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但是，“多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关键词，文学在自由中逐步走向纷繁多彩。自我封闭、坚守凝固传统文化，不合时代潮流，绝难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当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冲撞而产生的一股文化热以方兴未艾的势头冲击着文化精神时，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增强，他们沉睡在身体里的民族自豪感被唤醒。“希望有一天能够用我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情”（李陀）。然而，唤起他们强烈民族情愫和族群回忆的基本元素，不是简单浪漫想象中的蓝天白云，冲撞心灵的往往是人类在恶劣外界环境中的艰难抗争和携之而来的落寞无奈。《穆斯林的葬礼》藉着悲剧的冲突，文化的冲突和内心冲突塑造了韩子奇、梁君壁等在文化意义上达到的典型高度形象，表征着回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超越、更新，走向现代化的心灵历程。这使少数民族文化如同魅力四射的光芒，强烈地捕捉着读者的视野，感染着他们的心灵。

从乌热尔图对狩猎民族历史命运和现实遭际的诗化反思，从吉狄马加对山地民族历史记忆的深切追怀，从张承志对宗教民族的生存精神和生命境界的深切触摸与申扬等，可以看出，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一般均为多元文化纵横交错影响而生的文化“混血型”。他们铭刻着民族文化记忆，将自己艺术创作的动机和目的永远指向散发着奇异馨香的少数民族文化土壤，同时他们经受华夏文化传统观念血的浸泡，骨子里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且，他们大多受过正规或非正规、系统或非系统的西方教育，具有世界公民的开放文化心理和全球文化视野，使自我的“文化混血”更加自觉化、理性化。

“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汉族文化往往以大团圆表达爱的纯洁和热烈，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里却把真主赐予人的爱情以悲剧告终，这不是说爱的苍白，爱的无力，而恰恰说明了爱的火热和神圣；张承志的《心灵史》“舍命不舍教/砍头风吹帽/前辈都是血脖子/我也染个红胡子”，张承志“偏执地追随着一个信念”，使《心灵史》成为“哲合忍耶神圣信仰的吼声”。他们有着人类普性的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一个成功的作家，不在于他维护了哪个民族的文化。满都麦小说把人与人的尊严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虽然它说话的起点是他自己的民族，但是他不仅仅是为蒙古族人说话，更是为全部的人类说话。《尘埃落定》之所以光彩照人，脱颖而出，并不只是因为作者为我们的视野提供一个新奇审美环境的平台，而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权力、现代化等普性命题的寓言呈现。他们从深度上显示出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魂魄，成功地塑造出至少一两个纵能连结历史文化、横能参照世界文化的典型性形象，在现代文化潮流汹涌澎湃之中，闪耀着不死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