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光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两种人：朋友或陌生人，倘若单以知心而论，无涉血脉情缘、礼教名分、功利关系。

同事、上司下属、雇工雇主甚至父母兄弟姐妹均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以伦理道德持续发展的社会当中所必然带有的文化印记。这种文化印记往往伴随着复杂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不可避免地带有礼教的色彩。撒之千百年的关系网赋予了人们多重的角色，朝作贞臣晚为孝子，今为仁人明为志士，君子小人适时而换，魔鬼天使从心所欲，种种身份不一而足，化身万千。社会所衍生的繁复关系对人的要求近乎苛刻，众多的名份关系使人们逐渐丧失人的自然本性，一步又一步地沦为各种名分的物质载体，以社会性而存在而非以生命性存在，人似乎不足以称为人了。于是，便自以为明智地自诩为“文明人”。人类在进步的同时也在退步，苦心营造的文明叫“文明人”吃尽苦头，文明程度越高，新生的事物越来越多，为应付种种需要，更多关系名被创造出来，网越撒越广，越织越密，生活在其中的“文明人”不得不衰竭心智苟延残喘地份挣扎着。随挣扎而生的则是浮浅、表面、虚假，以用作在文明社会中求得一席之位的资本。

孔子曾执弟子之礼，问礼于老子。对此，老子有番精彩的论述，他认为礼是表面、虚假、浮浅的。礼制社会里，人类正在一步步地堕落，从道堕落至德，从德堕落至仁，从仁堕落至义，从义堕落至礼，到了礼已经是忠实诚信越来越少，越来越浮浅，越来越虚假。礼教叫人不得不背上各种名份关系生活在社会当中，从来不需要得到人们的认可。在众多的关系之中，“朋友”虽不可避免地带有礼的色彩，然朋友却免于等级的强制划分，伦理尚未侵蚀其中，它需要人们的共同认可，最近道德仁义。据《周礼》，同志曰友。朋友讲求相知相交，是一份心灵的契约，非与生俱来，非礼乐所需，非社会强行加以其身。朋友贵乎交心，坦诚相待，然而，总会有些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倾盖而谈，相知相惜，志同而道合，不需要过多的言语而彼此深知，此谓之友。总会有些人相伴相守一生，彼此之间始终有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形同陌路，称作“陌生人”。因而，从这个层面来说，朋友的对立面应该是陌生人而非敌人。论及敌人则必须说及利益关系，而单从知心而交论则难以涉及利益关系。不是朋友就只能是陌生人，你的师长、同学、同事、妻子、父母兄弟姐妹，甚至一个来不及留名的过客既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陌生人，要看的是心与心的距离是否足够相知相惜。或许有些人因诸种宿因与你对峙一生；或许有些人伤你至深，甚至陷你于万劫不复之境;或许有些人你恨不得生啖其肉，但你却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你的朋友，因为他们能真正懂你。朋友似乎真的可以如古人所说的那样：“君子之交淡若水”了。

然而，正如《周易》所言，“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事物的发展从来就伴随着事物的相对立。朋友既然可以知心而交，为何就不能为名利而交？原因么？理由么？明了得很。在文明人礼制伦理文明社会里，各种关系都存活与礼制伦理当中，“朋友”却旗帜鲜明地处身其外，岂非咄咄怪事？于是，绞尽脑汁，寻百计，觅千方，为“朋友”有朝一日朝臣于礼之下不懈努力。终于，利益关系光而荣之地功成名就，肩负重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拉帮结派的叫朋友、你虞我乍的叫朋友、互相利用的也叫朋友。如此，似乎可以下这样的一个论断：朋友就是能够友好相处的，反之就是敌人。至于如何的友好相处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所不用其极，各取所需。“是朋友就该同甘苦”、“为朋友两肋插刀”，患难见真交，患难之交固然可贵，只是不知何时起，朋友纯粹成了义务的代名词。朋友是如此的多，如此繁复，致使古人不得不给它来个分门别类：益友、损友、诤友。又谓“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损矣。”真正给朋友冠以礼制的帽子，以引导自圣人以下众人合乎礼法的交友，所以作为文明人的我们不得不费尽心思去辨别朋友中的损友或益友，我们的交友之道更多时候只在寻找与辨别而非相知相惜。而实际上，凭心交友，知心者为友，否则称之陌生人，岂不是可以省却许多麻烦与烦恼。

朋友，陌生人，陌生人，朋友。兜兜转转，忙乎几度春秋。如何辨别朋友与陌生人？可悲的是，我们对此一筹莫展，无可奈何，皆因这是一个朋友与敌人相对存在而非与陌生人相对存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