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璘 一：读书无禁区 二十九年前，我购买了一本由三联书店主办的刊物——《读书》。书中首篇文章是李洪林先生撰写的《读书无禁区》。文章一发表便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李洪林先生回忆道。在《读书》1981年四月号上，当时已贵为全国出版行业最高行政主管的陈翰伯先生亲自执笔著文《两周年告读者》，重申办刊宗旨，坦荡地坚持“读书无禁区”的主张。 在此，我对作者、编辑在当年表现出来的坚持真理的勇气和解放思想的胆识由衷地表示敬佩。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1979年我在读大学二年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当时正是因为被《读书无禁区》的文章标题所吸引，购买1979年第一期《读书》，开始接触《读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同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为文革的重要目标。此后，“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是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度过的，对李洪林先生在文章开头描绘的那种令人恐惧的浩劫是耳闻目睹，印象深刻的。 李洪林先生在文章讲述：“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当国家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之后，我第一年进入大学学习时，真切地感受到了“好书奇缺”的窘境。那时“四人帮”的那一套假道学，仍在束缚着不少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他们主观上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我赞同著名学者陈子善先生的观点：“可以说，‘读书无禁区’是1980年前后读书界的一个标志性变化。但真正要做到‘无禁区’，还是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完结”。 20世纪70年代香港出现的“愤青”一词传入大陆后，成为我们那一代青年人对社会现状不满并急于改变现实的符号。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浮，人的思想菱角已被时间打磨，观念基本上完成了顾准先生所说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但对李洪林先生在《读书无禁区》一文中所思考的问题仍然是难以释怀的。李洪林先生说：“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的阅读自由得到一定的实现。但在“阶级论”、“等级制”的气氛中，读者还是被分成三六九等的，首先就被贴上不同的标签。有的人天生就有“免疫力”，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以读想读之书，即使是“毒草”也不会中毒；普通老百姓则被先验地假设为一定会“中毒”，所有“封资修”的书都是不能看的。文革前开始的内部发行的刊物五花八门，为了区分各种读书人群，出现了“白皮书”、“灰皮书”、“黄皮书”等各种名目。 《读书》杂志提出的“读书无禁区”，标志着人们的正当读书权利从这个时候开始恢复。《读书》所坚持的就是要高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旗；就是要“破除迷信，探索真理”；就是要“提倡读书之风，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平待人之风”的“三个就是”办刊原则。这不仅在读书领域，而且在思想解放方面，都是一次飞跃。 二：阅读与思想自由 马克思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是有意识的，这也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借助语言的沟通,促成了人类社会的延续；经过文化的积累，使后代可以快速传承前人的文化成果；通过大脑产生了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各种现象的思考和判断。当这一切以某种有形记载的方式得以保存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思想，书籍就是思想的载体，人类文明和智慧结晶的积淀。读书能吸收历代先哲的思想精髓，读书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让自己了解到更多的外部世界，置身于一个广阔的境界，洞察人生，感悟生活。与金庸、黄霑、蔡澜一起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的董桥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我常常觉得，一个人三天不读书，他的尊容的确就有点可憎了。”胖与瘦并不是衡量贫穷与富有的唯一标准，但是否喜欢读书、读多少书，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衡量一个人精神贫穷与富有的标准。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放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因思想而伟大，社会因思想进步而发展。自由是人类在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前提下，渴求实现人生价值，提高生活质量进而提高生命质量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庄严宣告,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乃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而,每个公民有言论、出版著作的自由。 人类从事各项实践活动的一切行为，都是受到信息的控制和引导。而书籍正是人们获取有效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字阅读在人们获取知识信息、认识世界和自我、发展情感和思维、体验审美和价值方面的功能是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 四：禁书与文字狱 自从人类有了书籍以来，可能就存在了书刊检查制度，“禁书”这个概念也就问世了。有人这样界定：禁书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图书相对增加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政府对图书在出版、流通、阅读诸环节或某一环节所实施的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在历史上列入禁书的大致有三类：其一，政治禁书（对君主的不敬，对王朝的不满，对殖民当局的揭露，对国家政治的批评，都可能招来横祸）；其二，宗教禁书（对教会神权中心的批判，对宗教神学虚伪的披露，对教会专横腐败的抨击，对宗教文学的反对，由此引起的禁书事件既古老又普遍）；其三，“诲淫”性爱禁书（被批判、谩骂、攻击和禁毁的色情文学）。 禁书的方式上，禁书与焚书是同意语。凡查禁之书必焚毁，而焚毁之书又必是禁书。而历代之焚书、禁书又往往同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联系在一起的。在世界图书史上，中外都有许多禁书的案例可查。罗马教庭用近四百年时间公布了四千多种禁书；阿拉伯人认为与《古兰经》相符的书籍没有必要重复，焚烧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二十世纪，希特勒在报刊上公布了非日尔曼书籍、和性有关的12400种书籍为禁书。然而，禁书不禁，古往今来的禁书定义是极其宽泛的，单就中国古代书籍来说，似乎没有不被禁阅或不被封杀的，管你是宗教，是文化，是占卜，是经济，是政治，是学术……除了部分以描述人之堕落和病态生活为主的作品，大部分禁书最后都获得了人们重新的客观的评价，有些禁书反而成为后世人必备的经典收藏。既便那些纯粹意义上的淫书坏书，也未能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与统治者的愿望相反的是，“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动力，“雪夜闭门读禁书”也就成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大乐事。禁书因其观点的大胆、内容的暴露、观念的反叛等原因为主流社会舆论所不容，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流传，造成读者强烈的阅读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好奇心理，这也成为禁书的生命力有时是其它书籍望尘莫及的主要原因。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文字发展当然也很悠久。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数量之多，禁书范围之广，治罪之严酷为世界所罕见。“焚书坑儒”和清代的“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禁书事件。秦始皇“焚书坑儒”毁灭汉文化，摧残知识分子，是知识的大倒退。清代的“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使中国的文化落后于西方，加剧了封建制度的衰落。这两起事件虽然相隔数千年，但有一共同点，就是不利于思想解放。从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社会始于禁书而又止于禁书的结论是十分贴切的。禁书代表了时代对思想的禁锢，禁书的衍生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这个时代的悲哀。 五：与书为友，快乐无忧 人要提升自己的素质，必须学习，而学习的最直接的方式首选读书。通过读书，我们汲取百家、充实自己、陶冶性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经说：“每当我们翻开书页，等于开启一道通往世界的窗。”英国散文家约瑟夫·爱迪生也认为：“阅读对于大脑就像锻炼对于身体一样”。每个人都要终生阅读学习，用前人的思想遗产来丰富自己的头脑，不断提升自己。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我认为 “知识能用才是力量”，阅读贵在学以致用。文革时期那种禁锢思想的年代，读书只是一种宗教仪式，而人们真正的自由阅读只能暗地里进行，这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按照邓小平的理解，解放思想就是破除迷信，中国当时最大的迷信就是“两个凡是”。现在有更多的人已经明白，迷信来自本本和教条。迷信盛行不仅造成了体制的僵化，更重要的是封锁了人们的独立意识，扼杀了人们的批判思维和创新精神。 时至今日，我们摆脱了硬性的条条框框，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自己倾心的读物，这是时代赐与的一种运数，亦是无比快乐的一种机缘。青年学生读书，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完成学业，二是用于提升素质。后者因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往往比较不易觉察知识的效用。但人的知识文化的修养，品格情操的陶冶，意志品质的磨炼，都离不开读书。 很庆幸，我在阅读方面不曾懈怠。南有《随笔》，北有《读书》，多年来，我长期订阅这两份期刊，分享其中专家学者的评论、感悟、思想，自觉受益匪浅。与书为友，快乐无忧。 2008年11月于肇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