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化系2002级食品 吴书印

每当我拿起这本《白鹿原》时，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和无限的悲哀。这种冲动或许就是青年人对传统封建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否定和批判，对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追逐以及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奋斗终生的勇气和气概。这种勇气和气概在我心中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陷于泯灭，相反则是更加清晰可鉴。可悲的是如以朱先生为首的代表传统道德观文化观，对想冲破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人们的无情的压制，以及人们思想的愚昧和独善其身的作法、“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行动原则，和那种为了个人利益相互勾心斗角忘却了救国于危难之中，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一代或几代人的悲哀，甚至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这本书中，作者用这个平实无华的名字——白鹿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典型的高原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同时以小见大，以虚击实展示了中国的这一段悲壮的历史，借此也引发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对封建父权、封建伦理道德的质疑，以及对这种“敢为天下先”精神的珍惜、赞叹，和对这段历史发生的一系列本不该发生的事件的深深的痛惜以及带给我们的警示和教训。

书中作者勾勒了几个不同身份、阶层的典型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各自的表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广阔的画面，以及通过这些人物的表现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现实情况，正是这些现实情况，我们读懂了先烈创业的艰辛以及领导决策的重要性，错误的决策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从而显露了反动者的冷酷无情、手段毒辣。在这些人物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白嘉轩，此人是一个具有古代伦理道德和宗族观念且是朱先生思想的推崇者和实施者。本书一开始作者就通过对白嘉轩的六丧六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性的人”的形象，即展示了白嘉轩的亟待社会化的“本我人格”。再者是白父秉德老汉的死，这使白嘉轩必须寻找一个替代性的精神父亲。这就像任何血性方刚、年少气盛的青年，如果要想被正常社会文化秩序接纳，他们就必须向自己身边的诸如父亲类人物的认同，从而就像在自己的人格心理结构中生成一种“超我”人格一样。随之，朱先生便出现了，白嘉轩对这“圣人”推崇备至。正是在朱先生的规范和引导下，白嘉轩很快形成了自己的“超我”，这是一个神圣完美的人格面具。白嘉轩那“挺得太直的腰”和一副“神像面孔”使任何顽童都会油然滋生一种时刻可能被征服的恐惧。所以当朱先生奉命禁烟，首先犁的是白嘉轩赖以发家的罂粟地时，他便有瞬间的恼怒转化为发自内心的崇敬和佩服；白嘉轩与鹿子霖为买李寡妇的地而陷入争斗，又是朱先生的人生箴言使白嘉轩幡然悔悟。朱先生的言传身教使白嘉轩领悟到了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精义。这就是重义轻利仁爱谦恭；当白嘉轩接过滋水县令嘉奖的一块铭刻着“仁义白鹿村”的石碑时，他的“超我”人格已经在无意识中塑造成型。换句话说，此后的白嘉轩已经成了他隐逸的道德精神之义，朱先生的一个现实的影子。之后的白嘉轩无论是修祠堂、办学堂、筑堡墙刻《乡约》还是策动“交农”，率众求雨、“刺刷”孝文和小娥、修镇妖塔、抑或是在天灾人祸和匪患面前不低头，多次以德报怨、援救“仇人”（如黑娃、鹿子霖）。凡此种种白嘉轩的言行举止中无不折射出朱先生“学做好人”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光芒。所以，当朱先生最后化作白鹿仙逝之后，白嘉轩禁不住悲苦道：“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白嘉轩在这里对自己的人生导师或精神父亲的故去。表达了他内心中无比的痛苦和巨大的心里失落，他从朱先生之死中仿佛直觉到他的“超我”人格，及其所负载的传统道德文化价值观念必然衰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