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则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人物形象代表小娥。小娥的存在是对白嘉轩和鹿三的人性的审判。小娥原本是一个穷酸秀才的女儿，后被迫伦为年迈而变态的郭举人的性奴隶。黑娃的出现使小娥终于看到了人生、爱情和幸福的希望。然而，小娥和黑娃的大胆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赢得的自由爱情却在“仁义白鹿村”陷入了困境。不但鹿三拒绝，就连走进祠堂归宗认主都被排斥在门外。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名义进行的。可以说，正是白嘉轩的精神父亲朱先生所亲手拟定的“乡约”的族规把小娥放逐出了“仁义白鹿村”这个道德的理想国。甚至面对小娥死后不散的冤魂，白嘉轩竟然不顾众族人的反对，不但没有为小娥修庙以超渡之灵，反而是筑起了一座“镇妖塔”让冤死的小娥永世不得翻身。值得一提的是“镇妖塔”是由白鹿原的圣人朱先生亲自构思设计的，不难看出，通过对小娥的悲苦命运的叙述，作者无情的摘下了白嘉轩和鹿三以及朱先生的完美的神圣的道德人格面具，深刻的揭示了这种人格面具的虚伪和温情面纱背后的施虐性。后来通过神秘的鬼魂附体，小娥将公公鹿三以及他最终送的族长白嘉轩推上人性审判台。小娥在这里完成了她对白嘉轩等人曾经将她推上道德审判台的大胆反叛，期间隐含着她对白鹿宗族的封建父权的公开质疑和挑战。

另一位妇女的代表则是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她没小娥那么悲惨凄苦的生活经历。由于她的文化水平和觉悟的提高，便对封建礼教、封建父权以及男女不平等提出了挑战。当白灵提出要进城读书时，白嘉轩就以她太小，等长大了再说为由推脱。当白灵冲破家庭阻力进城上学时，白嘉轩百般阻止，甚至以断绝其经济来源相威胁，但最终还是以白灵的胜利告终。其后，便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在党内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不难看出，作为白嘉轩的女儿白灵的反叛无形中就是对以白嘉轩为首的封建礼教思想的绝妙讽刺，亦是对封建伦理道德最终走向灭亡的暗示。

另外还有孝文、鹿子霖为代表的，虽然也冲出了封建道德“超我”人格的束缚，但又没有及时形成独立“自我”人格，偏偏执迷于“本我”的欲望冲动的人。孝文在被白嘉轩逐出家门之后变成了一个残忍粗暴、寡廉鲜耻、行为放荡的浪子。一旦重新得势，当上了保安团长，他摇身变成了势利小人、他阴险狡炸、报复心强、猜忌心重，信奉一种满足私欲的利己主义人生哲学。这一切在他设下圈套。暗中置黑娃于死地的悲劣行径中有着丑陋的表演。鹿子霖亦是如此。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摘下了道德人格面具并一头扎进本能欲望深渊的人。他的举止淫荡，私通小娥、调戏儿媳。甚至在“仁义白鹿村”居然留下了无数私生仔（“干儿仔”）。他设下美人计，恶毒的报复白嘉轩，他热衷名利，利用手中的职权大肆攫取民脂民膏。总之，他只剩下了一个欲望的空壳，一个寡廉鲜耻的行尸。

选择的错误所适成的无谓的流血牺牲，这从黑娃的经历中可见一斑。黑娃从郭举人那里带领小娥回到白鹿原，虽然被以白嘉轩为首的带有传统儒家道德伦理规范的人物的遗弃，但他与小娥也过着夫唱妇随的快乐时光，兆鹏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生活规律，在兆鹏的劝说和鼓吹下刮起了一场“风搅雪”，搅的结果使黑娃丧失了原有的生活规律被迫逃亡。即而，沦为土匪，小娥被鹿子霖利用害孝文，最后被鹿三杀害的悲惨下场。

封建礼教、封建伦理道德确实给人们带来很大影响。但却有其存在的历史根源。自古中华民族就注重以德服人、恩施四方、提倡重义轻利、仁爱谦恭，提倡忠君爱民。儒家思想便是这种思想的精华和精义所在。正是这些思想封建统治者加以利用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才使儒家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对于以白嘉轩为首的对封建伦理道德观、价值观深信不疑、顶礼膜拜的人来说，谁要是对它有丝毫的疑惑和挑战，那便是对神灵的不敬，必须恩威兼施加以教化，这种感应不是出自调息一切之后的反应，而是在朱先生言传身教下所形成的一种“超我”人格的本能的反应。所以当他看到小娥对封建父权的挑战、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挑战时，便毫不犹豫地用所谓的《乡约》加以惩罚和打击，以维护其思想道德对人们的绝对统治，所以本书作者通过这么两个或是两种类型的人的冲突，展示了人们思想在当时社会中逐渐认识到封建礼教给人们带来的束缚和压抑，同时也预示了封建礼教与封建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