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社会地位

杨妙珠

《傲慢与偏见》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一部力作。在这“二寸象牙”之上，奥斯汀描绘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以及夏洛特、莉亚迪、伊莉莎白和简的四种不同的婚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于婚姻问题的理想以及价值取向。而在这些背后，更深层次地抽化出来的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被动性更可见一斑。面对门第、地位、财富甚至关系到终身幸福的婚姻问题，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只能说是“高不可攀”。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法国革命、欧洲革命、工业革命等。此时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走向发达的时期，经济因素几乎渗透进社会各领域。在这样“商品特征”严重变异的情形下，女性社会地位的被动性则是源于经济地位的薄弱或者虚无。

首先，从未婚女子的角度来说，其社会地位的被动性表现在对婚姻的首选要求是财富、门第。作品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条真理还真够深入人心，每逢这样的单身汉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的人家尽管对他的见识一无所知，却把他视为自己某一女儿的合法财产。” “有钱的单身汉”被视为“合法财产”说明作为女性考虑结婚的对象的首要要求就是财富。这种将婚姻建立在金钱之上的态度完全是由女性本身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她们没有追求幸福的资本，唯一可靠实在的就是金钱。

在四位女子的婚姻中，夏洛特和柯林斯的婚姻则达到更甚的地步，完全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夏洛特在和伊莉莎白交谈时说到“婚姻幸福完全是个机遇问题”。在她的眼里，能遇上一个有钱的单身汉，只要他能娶自己，就已经是一种幸福，而爱或不爱都无关紧要。她之所以答应拘泥礼节，反应迟钝，满口废话，一脸蠢相，趋炎附势的喜剧性人物柯林斯牧师的求婚，是因为“婚姻到底是她一贯的目标：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给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她现在就获得这样一个储藏室”。这种完全建立在金钱之上的婚姻，也将导致女性对幸福的难以把握以及沙滩城堡式的容易摧毁性。所以，夏洛特婚后的不幸福也是可以预见和合情合理的。

“夏洛特式”婚姻暴露出来的“婚姻难题”和商品特征在当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在这个时期，中产阶级家庭的未婚女子“总是成为婚姻市场昂贵的滞销品”。“长子继承权”剥夺了其他子女的经济来源，她们又不愿意嫁给下层男子而同一阶层未婚男子还需长期奋斗，自谋生路。不论中产阶级未婚女子选择哪种职业都意味着低微的收入和低下的地位，唯一的出路便是为生活、为金钱、为财产、为门第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