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从男性角度来说，由于他们掌握了经济大权和命脉，因此他们可以有种种理由对女性进行要求。柯斯林认为“为继承她们父亲的财产所订的补偿计划、赎罪计划”就是娶贝纳特家五个女儿中的一个。在婚姻市场的竞争中，男性的主动掌握权决定他们可以任意用自己所认为满意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慷慨豪爽”。他不仅不觉得是对女性人格、自尊的侮辱，而且以为那是“绝妙的计划”、“妥善得体”。

书中指出，男性对未婚女子的要求：“一个女人不能出类拔萃，就不能真正算是多才多艺。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唱歌、国画、舞蹈以及现代语言，才当得起这个称号。除此之外，她的仪表步态、嗓音语调、谈吐表情，都必须具备一种特质，否则她只获得一半资格”。达西则认为，还必须加上“真才实学，多读些书，增长聪明才智”这些方面。且不说这诸多要求的不合理，从要求的内容性质来说，也只是将女性作为交际场中的花瓶，而不是认为女子必须有才艺有思想自由有个性张扬的特性。女性由于没有经济地位，所以很多就只能作为“交际花”的形象游戏于上层社会的交际场中，为自己寻找婚姻的“美好归属”。

总之，经济地位决定上层建筑，包括社会地位。正是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所以导致女性在婚姻方面的被动性，在社会交际中的“花瓶”作用。面对门第、地位、财富乃至关系到终身幸福的婚姻问题，在她们而言也只能在挣扎中呼喊“你是如此地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