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令文人痛恨的便数“文人相轻”的“溃藓之地”——漫骂乱批。后世的“文人相轻”，就像沈从文说的“即是想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

鲁迅 先生曾经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935年连续写了七篇关于“文人相轻”的杂文，后来收录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其文对“文人相轻”现象的把切，深刻得令人叹为观止。

从鲁迅 先生的“文人相轻”七论中可以注意到，三十年代的上海实际上已流行多种漫骂乱批的旁道。像“自己先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即“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美籍华人夏志清，他论中国现代小说，因盛赞鸳鸯蝴蝶派和西风派混血的女作家张爱玲，使之与 鲁迅 先生并起并坐，把 鲁迅 先生拉到一个不伦不类的境地，这大概也就是金圣叹说论的“背面敷粉法”，与“畜生”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有只用匿名或者由“朋友”出面给予“敌人”以批评的“相轻”术；还有“诨名”相轻术，给你起个“诨名”，有如“无政府主义者”、“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时时改换，个个不同。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他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当然还有许多，这里就不赘说。

发生在1999年的“王朔战金庸”一下子就成了文坛的焦点。学者朱健国盛赞王朔，认为“王朔批金庸，其真意是要奋勇打破中国文坛批评的等级制与门户制！”用了强烈的感叹语气，其实这并不是真相，这只是王朔穷极一时的恶习，是一种“小器易盈”的表现。王朔当初诚心恳恳地准备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无奈读到一点点皮毛就过把瘾死了，没有耐性读下去了，然后绘声绘色地“讲述”金庸的小说如何难读，缺点如何多之类的“肺腑之言”。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资格批评金庸，而这绝对不是因为他的“等级”。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王朔连考究都没有来得及，如何谈论发觉纰漏？实际上，王朔的批评更像一种变相的人身攻击，好在人家金老有大师的气量，不予计较，只剩王朔变为跳梁小丑了。

细细想来，以上种种虽也算得上是“文人相轻”，但与最初曹丕的阐述恐怕已相距甚远，未必是真正意义的“文人相轻”，或是该理解成广义上的“文人相轻”了。那么到底，“文人相轻”是福是祸？其实文坛上的事情，正像事物的消长，此消彼长，此长彼消，在正与邪的不断的相互“相轻”之中，文化才能不断得以流传。临了，借用 鲁迅 先生一句话：“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想‘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想‘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