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敏

许多年后，再回头看“易中天品三国”，或者能“品”出更多时代的味来。

用“枯木逢春”来形容如今的易中天，个人认为是恰当的。一位只在业内寥有名气的学者，乍时声名雀起，海内闻名，这是多年前不可想象的，大众传媒自然居功至伟。赵丽华亦因此“名”扬天下。大国学者大多恪守传统，书斋之内别有洞天，但现在要出名，特别是出大名的途径却是柳暗花明，时下“流行”的，还有乞讨的洪峰（姑且称其为学者，称为文化名人或者更恰当），“哭穷”的阿忆。

“易中天”现象又有其不同于时代之处。曾几何时也罢，如今也罢，“学者”的称谓，在大众观念中，颇具神秘色彩，大众与学术界有着天然的沟壑，学者、文化名人更多被大众认识，愈发是通过娱乐，有经炒作以赚取眼球之嫌，所反映的多为负面信息。君不见，杨老再婚、“梨花门”、“裸诗门”、“工资门”等，其其题材大多与学术无关。“品三国”虽有花边，但大致是正面、健康、有学究味的，若说前者是国民生活中某种难以言喻心态的反映，那后者应属于国民获取自由话语权的渴望。

近几年来，图书界出版了不少以经典进行重读的书籍，重读的范围包括中外名著、马列之作，也有许多文化名篇；另一方面，国学热也“适时兴起”；两者看似无关联，其同时出现却并非偶然。对管理类书籍有兴趣的朋友，大多知道成君忆这个名字，他“煮”过三国，把孙悟空描述成“好员工”。管理类对经典的借鉴走在前面，这与西方经典管理经验在中国颇“水土不服”有直接关系，先进的管理未必适合中国国情，那转向老祖宗求智慧，便合乎常理了。同样，社会各行各业，在遇到挫折而“西药”未能根治时，求救于传统，亦是顺理成章的。成君忆系列的书籍之所以畅销，这便是原因之一。再者，《庄子》、《论语》、《金刚经》的解读先前虽也有，所以未达畅销的境界，因其毕竟是正儿八经的“经”，而四大名著所拥有的群众基础却是雄厚的。知道孔明的，比知道孔丘的多得多。两相对比，阎崇年的“满清十二帝”，听者、读者繁多，论其影响自然小于“品三国”。再相较成君忆系列书籍，其传播仅在图书市场，群体囿于知识分子，而易氏粉墨登场于主流媒体（央视），左右逢源于网络，其影响高低亦自见分晓了。

“品三国”另一个符合时代胃口的特点，便是对所谓“传统观念”的颠覆。老人家对三国的了解可以是评书和戏剧，单京剧我们便可以观赏到“孔明吊孝”、“捉放曹”等之；上点年纪的人，要不读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看过张纪中的《三国》；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的，日本光荣公司的《三国志》游戏必是玩物之一，要不在语文课本上也要读《赤壁之战》、《隆中对》。真正翻开陈寿《三国志》的，万中有一已经不错了。于是，文学意义的“三国”根深蒂固于国人观念，而史学意义的“三国”则游离于大众。白脸曹操、红脸关羽深深印烙在大众脑海，大家认为，这便是真的，正史亦让位于文学。有害吗？我觉得无害。但却反映了国民的一种思维惰性。诚然，文学更易定格合乎人性的是非对错，这恰是史学家所忌惮的。而趋向以对错定格一人一事，并非是时仅有之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