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小学教育（2）班 梁宝兰

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作为伦理学的一般研究对象，作为调节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手段，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注定了它同人类文明进程及人类本身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身份。但是，同为道德，却因时代的迁徙、环境的殊异，而遭至不同的历史命运；同为人类文明的造物，却由于自己对人类文明进程或促进或羁绊的角色差异，而或受世人顶礼膜拜，或遭世人的厌恶唾弃。或许人们不无感慨地说：一部人类文明史有多么复杂曲折；一部人类文明史经历了何等的风风雨雨，一部人类道德史就是经历了何等的风风雨雨。

大体说来，道德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命运之谜，是同道德对人类文明产生的作用之谜紧密联系起来的。正如一位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所说的，“道德力量并不能创造奇迹，但它却驱使人们去行动，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才创造了奇迹--建设文明或毁灭文明，建设国家或毁灭国家。”（欧内斯特·A·格罗斯：《联合国：和平组织》、纽约1962年英文版，第125页。）

道德能建设文明或毁灭文明、能够建设国家或毁灭国家，这句话从大洋彼岸那个重实干的国度中的一位知名人物口中说出来，这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但是道德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也确实由于道德所具有的这种无形而又强大的力量功能，才使道德的命运之谜愈发变得神奇起来。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尽管并不否认法律和政治等在治国安邦方面的作用，但从总出发点和总倾向上来看，儒家更重视“德治”、“礼治”、更强调道德的特殊作用，直至把道德夸大为无所不能的济世之宝。孔夫子提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文以政，齐文以刑，民免而无耻；道文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思想，是严正的儒家“德治”，和“礼治”的“道统”。而轻德治而重法治的法家思想，很快演化为秦朝的暴政，并直接导致秦王朝的迅速覆灭。汉高祖刘邦在汉初时，曾命儒生们从理论上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于是有陆贾《新语》和贾谊《新书》等“过秦”高论纷陈。其中最深刻的结论，正是说秦朝“仁义不施”，废德治，重严刑峻法，以至于“一夫作难而七朝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从汉初的黄老文学一直演变到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发展来看，这正是后人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重新正视道德的作用的一种必然结果。中国思想家对秦朝教训的反省始终不曾间断过，以至到了唐代还有杜牧的《阿房宫赋》，还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千古绝唱。

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这一段姻缘，以及中国历史发展与道德的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正确地认识道德的本质，正确地估价道德的地位和作用，都有知鉴自省的功用。

一方面，我们不能对道德在今天的地位和作用估价过高，不能把道德拾到天上去，不能把改革和现代化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道德的改造，道德的进步之上。道德毕竟就是道德，道德毕竟就是一类用特殊方式辅佐人类文明进程的社会意识形态，诚如鲁迅先生说过的，《论语》感化不了德国兵，《易经》咒翻不了潜水艇。因而，道德在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仅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充当的只是、也只能是配角，道德应该甘于当配角，道德也必须甘于当配角。那种以为改造了道德就改造了社会，骂倒了旧道德就骂到了旧世界的观念，其实是一种很稚嫩的观念。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道德万能论，都不过是对道德的本质、对道德的功用，作了极其片面的理解。